黄色塑料圆盒，黑褐色药膏，成分是片姜黄、大黄、黄柏和白芷。在公立医院，这样一盒自制的药膏仅售10元，但在“跑腿”手里，售价通常翻到三至四倍，但还价者寥寥无几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找代购的患者多是年轻女性，这往往发生在她们成为新手妈妈的前三个月。不能到医院挂号开药的原因是相似的：新生儿需要母亲时刻在旁陪伴，产后伤口尚未完全愈合，更多人则因乳房剧痛和高烧无法走出家门。

直到女儿三岁，杜霖仍可清晰描述“堵奶”时的感受：“我连顺产都坚持下来了，但乳腺炎的那两天我疼得用被子蒙着头哭。”以生育为起点，诸多女性遇到了产后健康问题。我国已育女性中45%有不同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[1]，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尿失禁和子宫脱垂[2]；31.7%的孕产妇遭遇过耻骨联合处疼痛或不适[3]，部分人的症状延续到产后一年；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，60%以上围产期妇女会在孕期和产后产生抑郁情绪，近20%会发展为临床抑郁症…… 在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，女性同时也进入一场新的探索：如何修复生育损伤。

这不仅是一个母亲对自我健康的管理，更是摆在家庭、公众与机构组织面前的议题。随着时代不断进步，越来越多女性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经历的健康困扰，医学界不断向大众输出科普。人们逐渐看到一名女性选择成为母亲所付出的勇气，以及她们需要的帮助，同时也认识到，健康修复与自我回归，是每一名女性在完成这一身份转换后，应当走出的第一步。

母亲，痛并快乐

杜霖几乎遭遇了一切新手妈妈可能面临的困扰。

乳腺炎两次，一次在家里治愈，另一次则被家人在深夜送医；耻骨联合分离痛直到产后第三个月才有所好转；同时她睡眠严重不足，每天零散的碎片休息时间加起来只有四五个小时；她盗汗严重，浑浑噩噩，洗澡的时候脱落的头发成片地堵在排水口。

民间缓解“堵奶”的偏方，是服用金银花和蒲公英熬成的水，辅以包菜叶子冷敷。杜霖第二次乳腺炎发作，被送进医院，发现病房里每个妈妈都被类似偏方坑过。她还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浆细胞乳腺炎患者，很多人在生育两三年后仍被慢性乳腺病困扰，隔三差五就要踏上求医的旅途。

用“胸口碎大石”形容乳腺炎毫不为过，哪怕一件衣服的重量，也像巨锤砸下般疼痛，严重者需要用针管把脓和血一起抽出。堵奶最严重的一次，杜霖气得放话，“不喂了，再也不喂了，让她喝奶粉吧”。但过几天疼痛缓解了，她又默默回到“亲喂”的队伍。

“只有做了妈妈才能理解，她完全依赖你、需要你，抱着她就觉得喂奶是一种幸福，哪怕你前一天还那么疼。”

以乳汁作为自己与孩子之间紧密相连的桥梁，是一种灌溉弱小生命的责任感，从这份责任感中，女性得到了巨大的成长。

相较之下，陈菲菲产后面临的困扰显得私密而拖泥带水。有一天抱着孩子走在街上，找厕所花了点时间，突然感到裤子湿了。

“正常是可以憋住的。但生过孩子后憋不住，还没走到厕所就渗出来了。”

那次狼狈之后，陈菲菲出门一定会用卫生护垫。产后42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陈菲菲，她的子宫脱垂了，用手都能摸得到，“感觉像有东西掉下来一样”。用仪器检测盆底肌张力，显示的分数只有50分，而同龄的25岁左右的女性，通常应该达到80分。

子宫脱垂和漏尿都由盆底肌松弛导致。作为骨盆最底部的一组肌肉群，盆底肌像吊网一样兜着盆腔内的脏器：膀胱、子宫、小肠、直肠……使它们保持在正常的位置。一旦盆底肌遭受持续压迫，“网”的吊力不足，子宫等器官就会从原本的位置脱出。

事实上，对盆底肌的压迫在孕期就会出现，医学界建议通过凯格尔运动进行预防。借由主动有规律地收缩和放松盆底肌群，伸展骨盆底的耻骨尾骨肌，增强肌肉张力。

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配合凯格尔运动进行修复锻炼的器械，譬如杰士邦今年4月联合丁香妈妈医研团队共同出品的凯格尔球。但多数女性和陈菲菲一样，产前从未听说过这些信息。

陈菲菲一度是健身爱好者，她喜欢游泳、瑜伽、跑步和跳操，现在医生告诫她，产后一年之内都要避免深蹲和跑跳。

成为母亲以后，孩子的人生变成她规划未来的圆心，过去三个闹钟都叫不醒的人，现在可以在孩子哭起来的三秒内坐起来。 她失去了一部分自由，但也得到了珍贵的东西要去守护。 “我会为她以后的生活过得更好而思考，怎么样才能未雨绸缪。”

承认，是解决的第一步

杜霖身上杂七杂八的“小毛病”，只有乳腺炎得到了治疗。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产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亚健康状态，但始终没采取过什么行动。

“主要还是因为麻烦。”杜霖表示。脱发、盗汗、缺乏睡眠、耻骨联合分离痛……单拿出任何一样都不算致命问题。女性的忍耐阈值总是异常高，许多人看来，这些不过是身体虚弱，算不上“病”。“而且有些问题你压根没法处理，比如睡觉——夜里总要起来喂奶，就算不是亲喂，隔几个小时也得泵出来——只能你自己做。”

这在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：相当大一部分女性成为母亲以后，失去了对“自我”的关注。于是产后修复，无论身体还是心理，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。

究其原因，社会对“母亲”这一身份的期望难辞其咎。社会和家庭通常要求一切以孩子为优先，其它任何需求都可以为此无限期延后。当新生儿降生，母亲在一段时期内的诉求，小到一场电影，大到职业发展，都有理由被按下暂停键，“等孩子大一点再说”。暂停的期限，有可能两到三年，直至孩子可以上托育机构，也有可能持续更久。

时间是有限的，必须用于孩子的抚养和陪伴——这样的思想不但普遍影响着家庭成员，甚至不少女性也在不知不觉中用它对自己进行道德绑架。美国精神分析师Barbara Almond指出，母亲会不自觉地进入到社会期待当中。杜霖所说的“麻烦”，实际也是在期待之下，选择把时间给了女儿，放弃对健康的关注。同时被放弃的还有社交圈：她在产后三个月才第一次走出家门和朋友吃饭，两个小时就匆匆结束。因为在心理上，允许自己从女儿身边“溜号”的时间额度已经用完了。

如此一来，产后修复很难被排上优先级。

传统观念也影响着产后修复的普及，“坐月子就别折腾”的思想仍是每个家庭的主流。产后运动有可能导致劳累，进而留下“月子病”的隐患，相当一部分女性顺应了这样的观念。

另一部分尝试产后修复的女性，发觉自己可能被套进一个畸形的营销环境。市场上产后修复机构良莠不齐、定价混乱，陈菲菲曾接触过子宫复旧项目，发现有些机构就是用精油在肚子上瞎按，不但没有效果，按摩不当反而不利于恢复。

尽管真正接受专业产后修复的女性仍占少数，但一个向好的趋势是，生育损伤正在得到公众的关注。生育与生育带来的困扰，不再是隐秘或羞耻的话题，它可以在公开场合被陈述、讨论和科普。 承认问题存在，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

这样的声音几乎从未从上一辈母亲口中听到过。

当陈菲菲尝试和母亲沟通时，“我妈没有和我说起任何她自己的经历，只是说，妈妈哪有那么好当的。我想她们那个年代，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”。

时代的发展点亮了女性进步的光点，但亮度还远远不够。如何从科普层面使公众重视女性的生育损伤，如何从产业服务层面响应女性对产后修复的诉求，都是留待社会探讨的课题。而另一方面，每个女性亦应当勇敢为自己发声。

重建，一个新的自我

选择成为母亲，并不意味着母职应该变成女性人生的全部意义。以生育为起点，女性需要经历复杂的精神探索，其中包括，与焦虑、失落和挫败感自洽，构建亲子关系，以及承担养育责任的同时对“自我”的找回和重建。

母亲，是一生的课题。

杜霖一度怀疑自己成为依附在孩子生命里的“响应者”：“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全部生活，就是响应她的需要。她饿了，困了，热了，无聊了……你的视线没有一秒不是在她身上的。”

但原本属于女性的生命力呢？

产后的第五个月，杜霖决定，以一场800公里外的演唱会为起点，逐渐向过去的自己靠拢，以示她在母职之外，还有不属于亲子关系的热爱和生活。

这次旅程并不轻松。哺乳期的生理规律，每三个小时需要用泵奶器排出多余的母乳，否则将有引发乳腺炎的可能。5个小时高铁，3个小时演唱会，每个时间切口都需要提前算好。

“上高铁的第2个小时，站在车上很窄的厕所里，同时拿着机器，还要固定两个瓶子，的确很难。演出开场前也跑到厕所去泵了一下，结束以后立刻奔回酒店再泵一次。”

尽管只是从抚养幼儿中短暂离开了24小时，杜霖却感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令她确信未来自己仍有更多的可能性，从产后状态中逐渐修复“自我”。

陈菲菲仍然在努力，想要修复受损的盆底肌群。她在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治疗，并在医生的建议下在家进行凯格尔运动。尽管医生直言，恢复还需要很长时间，但陈菲菲已经从仪器评分上看到了希望，“至少现在我及格了，还是有改善的”。

相比于一些昂贵的产后修复服务和产品，凯格尔运动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，只需要一张瑜伽垫即可独自在家完成，因而逐渐受到了一些中国女性的关注，但“有效凯格尔”需要正确把握盆底肌位置、发力方式、收放节奏，实际锻炼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简单。杰士邦和丁香妈妈建议使用凯格尔球做辅助，以便找到正确发力感。

不过在国内，凯格尔球的普及度仍有待提高，知名生产商除杰士邦外屈指可数。一直以来，公众对杰士邦的认知更多是知名的安全套品牌。在两性健康领域布局多年后，杰士邦持续创新，将产品线扩展到两性健康药品、两性诊断产品、两性情趣用品、健康护理用品等领域，凸显其生殖健康科技企业战略布局。凯格尔球亦是杰士邦在女性健康领域的新探索。

▲图 / 受访企业供图

* 文中杜霖、陈菲菲为化名

* 数据来源：[1] 三峡都市报；[2] 《中国产后康复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（2022-2029年）》；[3]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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